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评述时间： 2016-04-30信息来源：张文韬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关注点从区域来讲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从合作领域而言 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从研究方式来看主要是离散式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实践研究。本文对国际次区域合作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按照内涵研究、性质和特征研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四类进行了分类，总结了这些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评述。
        关键词：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内涵；性质特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88（2015）02—0065—05
        收稿日期：2014—09—17
        作者简介：张文韬（1980—），女，河北唐山人，云南省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边疆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式多样的经济增长三角及多边合作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实践，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综合性和系统性研究不足，特别是理论研究整体滞后。次区域经济合作 实证研究存在三个特点：一是实践研究多，理论探讨少。尽管对东南亚、东北亚次区域研究文献较多，但是普遍存在理论深度欠缺的问题。二是离散研究多，系统研究少。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对贸易、投资、交通基础设施、资源利用等某项事物的研究中，而很少有将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个系统，综合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三是应用研究多，对作用机制等前瞻性研究不够。大部分研究都只针对某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因、动力等进行分析，却没有将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的共同规律进行梳理，研究系统性有待提高。
 
        1 内涵研究
 
        二战后，经济一体化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并出现了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征；同时，冷战结束后东亚各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特别是在东亚内部开放合作的步伐。在这种背景下，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合作方式在东亚地区开始出现。国外学者较早关注了此种现象，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初认识。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兴起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研究就最早地进入了这一领域，研究重点是国际贸易增加以及资本的流动和发展，总结边界对贸易流量和资本流动的作用，当时主要是经验研究。^[1]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空间问题开始受到重视，行为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储备，使国 际次区域合作研究向系统化和综合化发展成为可能。^[2]
 
        “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一名词源自“增长三角”。在1989年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首先对“增长三角”做出明确定义，他提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建立经济开发区，该区域刚好呈三角形，因此将该区域称为“增长三角”。他认为，“增长三角”是由三个及以上不同国家（地区）相邻区域组成的经济地带，所在国家（地区）可以政治形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相异，通过制度安排，增进生产要素及市场的互补关系，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进而实现地区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此后，Scalapino提出“自然的经济领土”概念。MaGee从“核心—边缘”的视角来解释次区域经济合作。1993年，在对以上定义进行归总合并的基础上，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弱化了“增长三角”概念对地理条件的限制，提出了“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次区域经济合作是经过精心界定的、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地理毗邻的跨国经济区，利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促进外向型贸易和投资。将以上定义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吴作栋提出的“增长三角”强调的是政府主导、由上而下进行政策以及制度安排的产物；“自然的经济领土”和“扩大的都市地区”的观点，从市场出发，强调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自发性。
 
        中国国内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历经30多年的发展，国内学者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概念仍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各方学者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和性质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三个概念，即国际、次区域和经济合作。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对于“国际”概念，国内学者的观点基本统一，即跨境或跨国界；而对于后两者的观点则不完全统一，主要集中于对次区域的空间范围、经济合作的内容及形式理解方面存在差异。
 
        对于次区域的空间范围，根据空间地理范围大小可以分为“宽、中、窄”三种界定，“宽”是指将次区域的空间范围理解为相邻的国家，次区域合作是相邻国家之间的合作。如魏燕慎等对于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分析时认为，在亚太地区较大范围内邻近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如东盟自由贸易区属于国际次区域合作。^[3]“窄”是指将次区域的空间范围理解为一国的部分地区，而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地理相邻的部分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丁斗将次区域定义为一国的一部分地区，而非国家的全部。^[4]“中”是介于上述两种之间的界定，更加灵活和务实，主要是亚行在对其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进行定义时采用的。亚行认为这一次区域是指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的云南这部分地区。胡志丁等认为次区域合作是邻近国家、地区间或这些国家的边境省份间，跨边界较小范围内区域开展的经济和非经济等方面的合作。^[5]
 
        对于经济合作，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理解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几个国家（或地区）相邻的区域合作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及市场，以推动区域内产业、贸易和投资发展的活动。^[6]狭义的理解认为，次区域合作只限于由政府间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合作。余炳雕等在分析亚洲增长三角等次区域合作时，认为次区域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的地理范围，通过某种政府间协调机制所形成的经济高度协调的有机体。^[7]朱显平等与之持有相似观点，认为政府间的制度安排是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形式，强调次区域合作是国家间为了促进特定边界区域经济合作而专门进行的制度安排。^[8]
 
        总的看来，学术界、国际组织等对于次区域经济合作内涵的理解各有不同。对于次区域地理范围的界定，尽管亚行的界定从学术上看缺乏严谨性，但是符合国际次区域合作的实践要求，具有务实性。实际上，次区域地理范围的大小与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国家疆界大小相关，在两个以上疆域范围较大的国家，次区域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内部的特定地区；而对于疆域范围较小的国家，按照亚行的理解，次区域范围更容易操作。对于经济合作的理解，广义和狭义并无本质区别，但广义的理解更符合经济合作的本质，不宜将次区域合作理解为仅限于通过政府之间制度安排来进行的合作。不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对于推动次区域市场的形成和深化合作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国家中，政府之间的制度安排对于促进次区域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可能更有必要。
 
        2 性质和特征研究
 
        次区域经济合作属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范畴，具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一般特征，如合作的领域、合作的分类等。但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次区域经济合作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2.1 性质
 
        多数学者都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去理解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性质问题。陈才等学者认为，从经济范畴来看，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范畴中的，相对于区域经济合作是若干国家或地区作为自然人或法人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是若干国家或地区接壤部分之间的跨界（国界或其他行政界）合作。^[9]余炳雕等认为，某种形式的“增长三角”的形成，需要具有一些前提条件，如地理邻近、经济互补、政府间相互协调存在可能等。^[7]王胜今认为，在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中还存在着更低级的形式和阶段，这样的形式和阶段没有纳入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框架中，“增长三角”就是其一。^[10]施本值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11]贺圣达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学本质促进生产要素在“次区域”这个地缘范围内自由化的流动。^[12]可以看出，在经济范畴上，次区域经济合作从属于经济一体化范畴，经济资源的互补性以及地理位置的相邻性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显然，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角度去考量，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在跨境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生产要素趋向自由流动和实现更高效率配置的过程，直接表现为特定区域范围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与区域经济合作不同的是，次区域经济合作更强调地理上的临近性、资源和市场的互补性、边界效应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2.2 特征
 
        只有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做出研判，才能深刻认识其实质并探寻其发展路径，在学术研究中，特征研究也是认识问题的重要方面。不同学者从参与主体范围、各种组织的力量、合作制度等角度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概括。李铁立等认为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边界效应的影响、地理范围的模糊、主权成本低、开放性、地方的推动力量、企业为主导这六个方面。^[1]赵永利等从开展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成因的角度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层次较低、政府作用强、国际机构重要、合作内容广泛、合作开放。^[13]胡志丁等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有内容广泛、合作开放、目标多样、机制松散多样四个特征。^[5]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在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认识上有差异，也有着不少相近之处。
 
        张晔等从次区域经济合作与国家间经济合作相比具有的优势角度提出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即合作灵活、见效快、制度水平低。^[14]吴世韶从国际次区域合作的产生提出三个特征，即多边性、政府引导性和溢出效应。^[15]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核心在于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普通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同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首先，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也就是从地理范围上看，它在空间范围上局限于边境或边界相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
 
        其次，地方政府在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地位显著，是很多合作行为的直接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再次，国际组织在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次区域合作的参与区域很多都是边界地区，难以受到发展中心的直接辐射，发展都相对滞后。特别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开展合作时，在目标选择、问题协调等方面都有着较大困难，国际组织则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正是由于地理范围有限、合作内容广泛灵活、国际组织推动，在特定条件下，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比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合作更容易取得进展和成效。
 
        3 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着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3.1 影响因素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如民族、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环境、政策等。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要素的研究。随着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变化和学者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宽，进入21世纪以来，对流域治理和环境保护，非传统安全合作，参与各方政治、社会、文化关系与经济合作关系等的研究逐渐增多，拓宽了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领域。
 
        在对东北亚的研究中，梁明和李光辉认为影响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合作机制因素等，并进一步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因素，政治关系可能是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合作的根本影响因素。^[16]陈宁认为，国家之间的政治矛盾和社会不稳定是导致次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17]赵春明等^[18]和马燕冰等^[19]认为，大国既为次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又对次区域合作产生较大的影响。黎尔平认为目前影响次区域经济合作最大的障碍是非传统安全因素，因此推进合作各方在政治上的互信并且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对于合作至关重要。^[20]冯彦等以大湄公河次区域水电开发为例，建议尽早制定流域综合开发规划和分配方案，维护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21]赵永利等研究认为地缘和人缘的相似性和同源性是构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相同的地缘人缘便于双方或多方进行交流合作。^[13]何胜和李霞认为，尽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进展，但外界因素更容易对开展合作产生较强烈的影响。^[22]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它由促进边境地区发展、追求边境地区安全、减少经济活动外部性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引致，最终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不过，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多种因素，既有来自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来自外部力量的影响；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既有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也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域由于其历史沿革、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资源环境禀赋、宗教信仰等不同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因素的影响方式，许多文献都做出相应分析，但对于特定的次区域而言，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效果更需要有针对性的分析。
 
        3.2 动力机制
 
        胡志丁等运用经济学理论，从引致需求理论和外部性理论角度分析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产生及迅速发展的原因。^[5]梁文恬和朱洪兴研究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跨国境的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地理相 邻的一部分地区间的经济合作，边界效应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23]苏长和对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进行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分权提供了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动力，制度性分权和政策性分权是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保障，国际组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24]曹宏苓认为亚太地区次区域合作的蓬勃发展，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 的矛盾与分歧、APEC经济合作中的困难与挫折、制度化可能带来的超额利益的增加、亚太各国努力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有密切关系。^[25]万新鲲认为生产要素的互补性、边境地区需要经济中心带动发展、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次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动因。^[26]赵洪认为推动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希望发展边境落后地区，二是政治和国 家安全，三是希望通过经济合作促进本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放松市场管制。^[27] 
 
        如果把次区域经济合作看作一个地域经济系统，推进系统不断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系统内部的增长需要和系统外部的推力。内生增长需要源于国家和区域政府对国家战略安全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考虑以及企业追求最大化利益的禀性；外部推力主要来源于区域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整体进步程度、资源禀赋的梯度差异。
 
        3.3 执行机制
 
        在执行机制方面，通过对GMS现存问题的分析，范爱军等提出了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能够相互对接的投资和贸易运行机制。^[28]赵颖新认为，在次区域建立合作机制是解决各种认识差异和矛盾的有效途径。^[29]吕健运用合作博弈论方法分析了GMS各国参与经济合作的必然性，分析了其内在稳定机机制。^[30]在作用机制方面，李静妤提出为了更好地促进两岸经济的深度合作和持续繁荣，可在大陆东部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五省一市建立两岸次区域自由贸易区。^[31]李铁立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进行了分析，提出构建次区域合作执行机制应遵循由初级向高级、地区向国家、局部向整体、非正式向正式循序渐进的路径。^[32]
 
        从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实践来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是国际上认为较为成功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在全球化趋势加强，参与各方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较为和平、政治环境较好，参与各方内部政局较为稳定的背景下展开的。有关各方和各种机制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12]就合作的开放性而言，除了进行彼此间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对于国际组织和区域外国家的参与表现出了接纳和欢迎的态度。与东盟比较，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没有对话机制，不过其他五个机制都已具备。就经济规模而言，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不大，但其合作内容范围广泛，参与方众多，不但包括澜沧江—-湄公河沿岸中南半岛各国和中国，还包括东盟、欧盟以及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等发达国家，许多国际组织包括亚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禁毒署、亚太经社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也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次区域的多项合作。
 
        执行机制是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如何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加强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制度建设等方面，而对于在参与进程中如何发挥各级政府的相应作用，相关学者涉及较少，仍待研究。
 
        参考文献：
        [1]李铁立，姜怀宇. 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研究：一个边界效应的分析框架 [J]. 东北亚论坛，2005，14（3）：90－94.
        [2]O'DOWD L, WILSON T M. In Borders, Nations and States: Frontiers of Sovereignty in the New Europe [M]. Aldershot: Avebury, 1996.
        [3]魏燕慎. 亚洲经济在动荡和调整中前进 [J]. 世界知识，1998（1）：26－27.
        [4]丁斗. 图们江和澜沧江——湄公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研究 [J]. 战略与管理，1998（3）101－107.
        [5]胡志丁，骆华松，熊理然，等. 次区域合作研究方向的变迁及其重新审视 [J]. 人文地理，2011（1）：61－65.
        [6][新加坡]林华生. 东盟经济的地壳变动：面向21世纪的次区域经济圈的形成 [M]. 徐静波，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7]余炳雕，蔡旭阳，卢丽. 成长三角：理论与现实——图们江与湄公河地区“成长三角”开发实践的比较 [J]. 东北亚论坛，1999（4）：1－6.
        [8]朱显平，李天籽. 俄罗斯东部开发及其与我国东北振兴互动发展的思路 [J]. 东北亚论坛，2008，17（5）：3－7.
        [9]陈才，袁树人. 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图们江地区开发 [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0]王胜今. 蒙古国经济发展与东北亚国际区域合作 [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11]施本值.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12]贺圣达.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和中国的参与 [J]. 南洋问题研究，2005（1）：6－14，45.
        [13]赵永利，鲁晓东.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J]. 国际经济合作，2004（1）：51－54.
        [14]张晔，秦放鸣.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实现路径探析：基于次区域经济合作视角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7（6）：95－98.
        [15]吴世韶. 从“次区域经济合作”到“次区域合作”：概念辨析 [J]. 社会主义研究，2011（1）：131－135.
        [16]梁明，李光辉.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 国际经济合作，2009（10）：32－36.
        [17]陈宁. 东盟增长三角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原因 [J]. 亚非纵横，1997（1）：32－33，48.
        [18]赵春明，张怿. APEC与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并存与发展：东亚与美国的博弈分析 [J]. 亚太经济，2005（6）：6－9.
        [19]马燕冰，张学刚.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大国竞争及影响 [J]. 国际资料信息，2008（4）：15－20.
        [20]黎尔平.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信任度研究 [J]. 东南亚研究，2006（5）：38－42.
        [21]冯彦，何大明，甘淑. 澜沧江水资源系统变化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关联分析 [J]. 世界地理研究，2005，14（4）：49－56.
        [22]何胜，李霞.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态势及面临问题 [J]. 亚非纵横，2008（3）：43－48，62.
        [23]梁文恬，朱洪兴. 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J]. 商场现代化，2007（6）：3.
        [24]苏长和. 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5）：4－24，156.
        [25]曹宏苓. 从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看APEC合作前景 [J]. 国际观察，2003（6）：54－59.
        [26]万新鲲. 次区域经济合作：生产要素的跨边界流动 [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08（2）：36－37.
        [27]赵洪. 面向21世纪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J]. 南洋问题研究，2002（4）：6－12，94.
        [28]范爱军，于增成. 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J]. 亚太经济，2005（1）：60－63.
        [29]赵颖新. 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问题研究 [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5（3）：108－110.
        [30]吕健.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博弈论分析 [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20（5）：35－36.
        [31]李静妤. 建立海峡两岸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实证研究 [J]. 时代经贸，2008，6（97）：100－102，107.
        [32]李铁立. 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谢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