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陷阱多样性与非均衡大国的应对时间： 2016-10-28信息来源：施淑蓉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从国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各地区生产方式不同，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过程中，一国（或地区）从低收入阶段经过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甚至即便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其经济增长也会遇到形式各样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发展陷阱”的过程。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但从地区层面看，由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实际上已陷入三种生产方式下发展陷阱的“多维并存”格局。认清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经济形势，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发展陷阱；多样性；异质性；非均衡；多维并存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5）01－0102－04
    　[收稿日期]2014－09－21
    　[作者简介]施淑蓉，女，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经济发展是任何国家及地区的理性关切与现实诉求，但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一项集长期性、复杂性、战略性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发达国家，在生产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会面临诸多“发展陷阱”。在农业生产方式下，经济体需跨越“低收入陷阱”；在工业化生产初期和中期，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后工业化生产方式下，“高收入陷阱”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发展陷阱的多样性，意味着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需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才能合理规避相应“发展陷阱”对经济社会的危害。对于非均衡发展的中国而言，城乡差距、产业差距、地域差距以及与之关联的社会群体收入差距，决定了当前经济转型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发展陷阱“多维并存”格局下的政策取向，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对发展陷阱的多样性与异质性进行剖析，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发展陷阱多样性的现实难题
 
   　 2011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非洲人口约为10.22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其经济增长总体上比较缓慢，经济总量不到世界的3%。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增长速度与极少的经济财富存量及其增长速度形成非常鲜明的反差，除南非、利比亚、加蓬、摩洛哥等少数资源富裕的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长期陷入贫困、暴力犯罪、政局动荡和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时的水平。拉美地区收入最高的1/5人口占据了全社会收入总额的60%，其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20倍，而10%最富有家庭与4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间相差近17倍。2007年，拉美地区各国基尼系数仍旧保持在0.45以上。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包括消费乏力、阶层固化、治安恶化甚至腐败、垄断在内的经济、社会问题丛生，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合理交易和资源优化配置，由此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更是百般阻挠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徘徊不前。
 
    　在亚洲地区，东南亚国家由于仅靠初级产品出口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的需求，发展中逐步开始尝试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但因自身知识积累有限、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在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引进技术、模仿技术、接受外溢技术等方式参与全球分工。这种过度依赖技术引进的比较优势战略，极有可能抑制技术引进方的技术创新，使之长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跟随者”和“依附者”。日本在陷入经济泡沫期间，受日本央行错误行为的刺激，大量资金通过银行体系从制造业转移到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在银行体制以及法人交叉持股的不断强化下，日本的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泡沫破灭后，财政扩张、产业空洞化、流动性渠道失调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
 
    　在欧美地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多种形式相互交织、不断混合，呈现出极强的复杂性、混合性和多样性，具有间歇性爆发的特点。陷于危机中的国家为争取援助不得不实行财政紧缩计划、减少福利开支以及削减财政赤字，导致民众不满、社会动荡，为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显然，从国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各地区生产方式不同，但“发展陷阱”存在于任何生产方式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农业生产方式下（如非洲），社会生产力处于低端发展水平，物质生产比较匮乏，加之自然灾害和社会冲突，农业生产常常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甚至无法维持人类的生存。这些现象严重束缚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农业社会常常处于贫困状态和“低收入陷阱”之中。在工业生产方式下（如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劳动生产力获得大大提高，社会产品也较为丰富，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但较之于农业社会，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工伤风险、养老风险、失业风险、城市化风险、贫富差距风险等问题也广泛存在，尤其是因为增长动力缺失、自主创新不强、制度体制机制缺失等问题，工业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发展有可能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风险之中。在后工业生产方式下（如欧美和日本），社会进入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时期，国家形态基本上处于发达阶段，民众收入整体较高，但工业生产方式下的诸多问题也可能或多或少的存在，尤其是经济泡沫、高福利、老龄化、负债、虚拟经济、金融风险等问题的存在，会导致发达国家陷入“高收入陷阱”。
 
    　二、发展陷阱成因“异质性”的理论解读
 
    　经济发展一般可分为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及高收入阶段，在任何阶段上一国或地区均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的“陷阱”。经济增长中的“陷阱”具有多种表现方式，可主要分为“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高收入陷阱”三大类，而这三大类陷阱又皆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低收入陷阱”的表现形式与成因
 
    　“低收入陷阱”亦称“贫困陷阱”或“产出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的贫困由于经济增长动力缺乏而具有内生性，即因贫困而不断地再生贫困，从而被长期“锁定”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跨越低收入水平鸿沟的现象。其主要代表国为老挝、埃塞俄比亚及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不仅经济水平较低、生产能力落后、国内储蓄率较低，而且自然资源匮乏，基本没有国际直接投资。低收入陷阱主要分为人口陷阱、贫困恶性循环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和资源诅咒陷阱四类。其中，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成因是人口增长率大于人均收入增长率，使人均收入增长被人口增长所稀释; 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主要成因是资本积累的不足导致的欠发达国家投资资金供给和产品消费需求的双缺口；资源诅咒陷阱的成因主要是自然资源丰裕地区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形成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内在动力的缺乏，进而导致其他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衰退和国际竞争力的丧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形式与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甚至倒退、衰退的一种状态，其主要可表现为“下中等收入陷阱”与“上中等收入陷阱”两种形式。其中，“下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国家为叙利亚、越南等，这些国家仅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生产技术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绝对控制，只能对现有技术进行简单模仿，而无法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其共同特征是国内资本已积累到相当规模，工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且已培育出自己的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及支柱产业，但技术进步仍以模仿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所生产的产品仅处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利润微薄。
 
    　一般而言，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比较优势陷阱、收入分配陷阱、既得利益集团陷阱三大类。其中，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逻辑是：发展中国家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生产且出口初级产品、传统资源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战略虽能在短期内促使发展中国家在以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中获利，但难以持续、稳定地增加外贸收入以及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陷阱的形成逻辑是：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能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但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会使消费需求乏力和社会问题滋生，导致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徘徊不前，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既得利益集团陷阱的形成逻辑是：改革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有阻止经济变革的倾向，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且由此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累积，会导致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高收入陷阱”的表现形式与成因
 
   　 “高收入陷阱”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指单纯依靠丰富自然资源优势来获取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但因国内无高附加值产业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这种高收入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具有不稳定性。其主要代表国是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其共同特征是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并以此来获取外汇和积累资本，进而能够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民众生活水平，但因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的特点，这些国家经常呈现收入剧烈波动、忽高忽低的局面，难以长期稳定在高收入阶段。二是指一国或地区的收入达到高收入水平后，即便技术创新较强和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但因未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经济泡沫、高福利、老龄化、负债、虚拟经济等之间的关系，导致经济危机频发。日本的经济泡沫、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便是很好的例证。
 
    　高收入陷阱主要有经济泡沫陷阱、高福利陷阱、老龄化陷阱、金融危机陷阱四大类。其中，经济泡沫陷阱是因为大量过剩资金的局部投机需求所形成的虚假繁荣而促使资产市场价格严重地脱离资产的内在价值，其本质便是与经济基础条件相背离的资产价格膨胀。高福利陷阱是由于高福利制度的支撑主体借助于征收高额累进税而产生的财源，一旦遭遇重大危机，高福利支出可能会使政府赤字激增和债台高筑，甚至出现庞大的财政赤字，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老龄化陷阱是由于一国或地区因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而致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公共支出( 公共养老金、医疗费用、长期照护费用等) 居高不下的状态，成为财政恶化、债务攀高的潜在因素。金融危机陷阱是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所导致的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股市或债市暴跌，这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发生时会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和失业率短期内不断攀升，进而引致社会经济大范围的萧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三、发展陷阱的“多维并存”格局及其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水平快速发展，但由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在城乡、区域、行业等层面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特别是从区域层面看，中国实际上已陷入三种生产方式下发展陷阱的“多维并存”格局。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从宏观层面上已经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然而，就地区经济而言，根据2011年底中央公布的最新“国家扶贫标准”人均年收入2300元来衡量，当前中国亟待摆脱贫困线的仍有1亿多人口，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农村甚至还没有进入工业社会，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低收入陷阱”依然没有解决。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部分城市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京、津、沪、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佛山、珠海、大连等二线城市2013年的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高收入陷阱”一旦放松警惕便可能成为危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导火索。在这种发展陷阱“多维并存”的格局下，认清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经济形势，对推动相关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一）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对发达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与经验的归纳，不难看出，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下的中等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采用的经济增长机制应为“消费主导”而非“投资主导”。对于“比较优势陷阱”和“收入分配陷阱”，其首要对策便是要通过对社会保护机制的重建和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来扩大与深化内需，以此推动增长机制和发展结构转型。因此，应通过体制、机制、政策等多种渠道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促进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以此为基础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对于“既得利益集团陷阱”，则必须要通过顶层设计、上层监管等方式，逐渐加强政治体制的改革，陆续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均衡机制，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的充分流动，防止社会的定型化。
 
    　（二）针对具体情况对低收入陷阱实行差异性扶持
 
    　由于“低收入陷阱”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导致其产生的原因也不相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采取的对策措施也必须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具体对待。对于“资源诅咒陷阱”，由于导致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寻租活动，因此，必须采取法律上的手段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管，同时也要注意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避免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对于“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由于导致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形成不足，因此，必须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扩大投资。对于跨越“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则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人口增长保持在与人均收入增长相协调的范围内，以降低人口的过度增长对人均收入水平的“稀释”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类型的“低收入陷阱”，资本缺乏常常是限制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因而，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资本积累的增加是走出低收入陷阱的重要保证。
 
    　（三）防止高收入陷阱成为危及国民经济的导火索
 
    　与低收入陷阱相类似，“高收入陷阱”也呈现出几种相迥异的表现方式，其形成的原因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现实中，所采取的对策措施也必须要具有针对性。对于“经济泡沫陷阱”而言，由于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应通过各种方式对金融市场和经济活动进行科学、合理地监管，防止资产市场出现所谓的“虚假繁荣”。对于“高福利陷阱”来说，由于导致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表现为政府的赤字增多和高额的累进税，因此，应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把政府的负债率和税收保持在一定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采取一些辅助性的政策对企业、工人进行激励，以激发经济活动中相关经济主体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对于跨越“老龄化陷阱”来讲，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人口增长保持在与人均收入增长相协调的范围内。
 
    　（四）政府的积极、合理的干预必不可少
 
    　在跨越三类陷阱的过程中，政府的积极、合理干预必不可少，应从财政投资、支持实业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拉动居民就业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农业生产方式下，政府干预的重点应集中在提高固定资产与设备的产出效率、塑造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机制及促进社会财富总额增加等方面；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下，政府投资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刺激居民消费，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塑造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机制，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在后工业化生产方式下，政府干预的重点在于鼓励技术创新、刺激民众就业以及完善社会保护机制等方面，塑造由投资、消费、服务、创新等综合因素主导的经济增长机制，促进民众权利、责任意识的进一步提升。
 
　    [参考书目]
    　[1]张波，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四届年会学术观点综述 [J]. 政治经济学研究，2013，（1）.
    　[2]青木昌彦，吴敬琏. 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孙立平.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J]. 开放时代，2012，（3）.
    　[4]郑秉文. 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 [J]. 中国人口科学，2011，（5）.
    　[5]杨明.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5）.
 
    　（责任编辑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