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探讨时间： 2017-03-06信息来源：姚余栋　作者：hjr_admin　责编：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40（2016）08—0012—0003
　　*  本文根据“新常态繁荣与供给侧改革”讲座稿整理。
　　作者简介：姚余栋（1971—），男，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单纯依靠需求端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同时也蕴藏着巨大机遇。当前，应从供给端进行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积极推进。

　　一、新常态的外部环境

　　谈到新常态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关注到美元指数。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它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最大的外部金融环境。为什么是美元指数呢，主要原因在于美元指数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密切关联。如果美元指数剧烈震荡的话，我们的汇率很难走稳，如果汇率不能稳定，国内的市场就会出现震荡。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主导，参考一栏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体系。上述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当前，美元、日元和欧元都属于占优货币，而当前占优货币都存在流动性紧缩的问题和趋势。从历史上看流动性紧缩与占优货币的升值经常性的伴随而生。现在有关的货币需求理论无法解释流动性紧缩的经常性发生，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货币需求理论微观基础上存在缺陷，没有考虑到交易性需求。为此，我们从支付清算的视角可以解释流动性紧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列举几个现象。第一个是“秦半两减重之谜”。秦朝的丞相李斯搞的秦半两钱，当时是“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统一六国的时候统一了各国的货币。这个货币就是秦半两钱，它越变越小。为什么秦政府把半两钱越整越小呢？只有一个解释，当时出现了通缩，流动性不足，钱不够用了，赶快把大钱回炉砸成小钱。所以，某种意义上秦统一度量衡是对的，但统一货币太着急了，它没有考虑到货币统一是个缓慢的过程，而导致了流动性不足，于是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第二，“日元升值之谜”。现在为什么日元升值？日元基本面不佳，主要表现是经济陷于停滞和紧缩、人口老龄化严重。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认为“唯一的解释是日本的QQE成功让日本走出通缩，十年期国债利率恢复到2%左右”，但目前看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日元反倒升值了20%，为什么？无论平价理论还是其他外汇理论都解释不了。“日元升值之迷”挑战了现在所有外汇理论。

　　这些现象的解释都需要突破现有的经济金融学分析框架。我们从货币需求角度进行分析。我们每个人都有货币需求，按照现有的传统理论把每个人的货币需求叠加起来就成了总的货币需求。如此核算，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忽略了清算问题。事实上，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存在交易，该交易会产生结算的需求。无论是什么只要在加上清算以后，这个货币需求都是交易主体n的平方减n。两个单位贸易的时候就是2乘1需要两个货币单位，跟第三个单位加在一起就是3乘2，四个贸易单位就是4个了，4乘3，2、6、12这样迅速的上升。无论什么清算，无论网络清算也好，还是中央银行体系清算，我们这个计算都是有这个结果的，都是n的平方减n。所以，当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个n的增长速度越快，流动性需求越会爆炸性增长，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这是今天提出的“全球流动性紧缩之谜”。人类提供的货币供给速度是线性的，是爆炸性的增长，那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流动性过剩，但是之后可能是很长时间的全球流动性紧缩。为什么？因为这么多贸易参与人，这个节点对流动性需求是爆炸性的，所以就会出现“全球流动性紧缩之谜”。

　　尽管2015年以来，全球M2增速呈较为明显的上升势头，但“主权货币冲突”和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双重压力，决定了不可避免的全球流动性紧缩。全球流动性紧缩、经济长周期和结构性错配，还带来了三方面的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风险资产价格下跌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动荡。因此，未来美元指数（主要构成为美元、日元和欧元）将进入短期震荡阶段。美元指数走向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外部环境，同时，美元指数震荡又为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双向浮动，已在区间内趋稳，而人民币对不同货币篮子也保持稳定。

　　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要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而“L形”的增长是一个必然趋势。“十三五”期间6.5%的增长速度到了“十四五”期间可能还要下降到5%左右，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尽管如此，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经济的体量也会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成熟。在新常态的“L形”增长中，中国经济也会出现一定波动。中国目前与日本1985年的经济情况有诸多类似之处。经济增速开始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人口结构上老年化程度开始加深，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日本经济在1991年泡沫破灭后，多次靠财政刺激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挺日子”，导致“温水煮青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进展不大，经济处于停滞和通缩的边缘。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一，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2013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37亿人，占总人口的11.7%，预计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20.2亿人，所占比例将增至21.2%，占全球总人口的1/5。由于社会、经济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也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预计发展中国家21世纪上半叶人口将迅速老龄化。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国，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城镇化将是未来几十年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当时中国13.7亿人的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重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1.9个百分点。2000年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刚刚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当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46%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就达到了1.3 亿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为882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老龄化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消费的增长慢，消费力弱。蚂蚁金服公布的消费指数显示，在统计的4.5亿人中，65岁以上老年人的消费，随着年份的增长，呈逐渐下降趋势。

　　根据“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宏观模型的定义，超老龄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5%。根据该模型的统计和预测，日本在2006年进入超老龄社会，中国将在2030—2035年达到。超老龄社会的出现，首先会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下降，这是国际普遍经验，以当前的日本和欧盟的状况最为典型。其次，中国要面对的严峻现实不光是未富先老，还有“未城先老”。预计2035年超老龄社会来临时，中国尚有一半的超老龄人口在农村，极易发生“银发贫困”。所以，社会要形成共识，尽可能为老者提供更多便利，不光方便其“居家养老”，还要营造方便老年人就业、创业的社会文化。第三，中国高龄人口的身体健康水平偏低。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高龄老年人口以年均增长100万人的态势上升到0.24亿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增长到3500万人；慢性病老年人持续增多并已突破1亿人大关。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渐老化，劳动力减少、储蓄率降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显著下行，并触发房地产价格下跌、社保和医保缺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从需求端进行刺激，全社会的杠杆率将持续上升，增加金融风险。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迫近、新型城镇化方兴未艾的当口，研究人口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推测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可能的波动、资产价格的起伏，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的长期变迁，未雨绸缪地在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等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点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已基本终止，未来供给侧改革如能落实，经济运行将由低于潜在增长率向高于潜在增长率转化，进而中国经济将出现增长质量更高的繁荣。供给侧改革不仅能够解决经济中的长期问题，也能够解决中期问题。与“供给侧”相对应的是“需求侧”。需求侧管理主要是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调节的是短期经济波动。而供给侧则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在充分合理配置条件下可以提高中长期潜在增长率。这一思路的提出，吸取了此前我们在宏观调控上的一些教训以及后危机时代国外经济恢复带来的启示。

　　在短期内，我们要打攻坚战。这主要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几点，即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房地产去库存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房地产方面我觉得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保证价格没有大的下跌，因为涉及到控制金融风险以及经济稳定问题；二是要避免买不起房的现象出现，毕竟住房是民生问题。我建议政府应当适当补贴，或者通过推行共有产权的方式，在解决住房需求的同时去库存。化解产能过剩也是一个切入重点。国务院最近召开的常务会议强调，对持续亏损3年以上的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不过，其中涉及到《破产法》的修改，过程非常艰难。另外，企业破产之后应如何妥善安置职工？虽然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比上世纪90年代末完善很多，但这方面依旧存在很大困难。

　　在中期，我们要加快放开准入，增加有效供给。具体来看，就是要放开医院、银行、学校，凡是服务业都要加大放开力度，让民营资本进入。以民营银行为例，中国的发展空间非常大，但到目前为止只有5家民营银行，速度比较慢。再如医院，美国社会的医疗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6%左右，这一数字在我国是5.2%，差距很大。好的医院不能只有大城市有，要加大医院间的竞争。学校也是一样，可以采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加强教育领域的投入。值得一提的是，共享经济也要放开。比如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个正在寻求再平衡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既要保护现有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又要增强行业竞争力，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不能让这些行业维持行政性垄断，这是不符合中国服务业发展需求的，所以必须加大准入，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上述领域都存在供给不足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产阶级把钱都花在了国外。互联网金融为什么充满活力，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开了准入，但是风险也要控制好。

　　在长期，我们要积极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工作机会很重要，所以一定要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目前，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不错，《劳动合同法》也基本能够起到应有作用。但我想强调的是，不能让这个市场僵化，相关法律也要根据大环境的变化适时修改，使劳动力在各城市间、各企业间自由流动。此外，还应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给企业减负，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在资本要素方面，要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两个轮子一起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举，而且直接融资的比例要更高。当下，应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股权融资市场以及场外市场。可以观察到，凡是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德国等，都出现过大的金融危机。我们要防范危机，同时也要考虑遇到危机“跌倒”后靠什么站起来，我觉得应该靠资本市场。现阶段可以发行高收益债券，扩展优先股，降低资本负债率，尤其是鼓励高科技企业发债，买者自担风险，打破刚性兑付。必须强调，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一定要让直接融资比例超过间接融资。美国直接融资占融资市场三分之二的比例，但即便如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产生于占比三分之一的间接融资。

　　最后，我们也要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完全否定需求侧的作用，只是在使用需求端工具时，应把握好度，控制好杠杆。面对当前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政策应该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需求管理是西医，见效快，但有副作用；供给侧改革是中医，疗效慢，但能够“治本”。不过，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一定要果断使用西医。除此之外，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