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产城融合与创新转型之路时间： 2017-07-28信息来源：陈弘仁　作者：qgy_admin　责编：

 
    以“创新、绿色、协同、共赢”为主题的“2017 中国(廊坊)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大会”日前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国际创业中心举办。会上发布了《2017 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
    本届论坛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智慧城市发展联盟、河北省廊坊市政府共同主办。大会邀请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政府部门及国内外权威机构，通过高端对话、专题研讨、国际交流、政企对接等多种形式探讨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大计。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大道、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吴缚龙、英国城镇化科学院院士TimStonor、全国政协委员贾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多位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广州开发区、浙江千人计划余姚产业园、湖州莫干山高新区等多个先进园区相关负责人就创新发展经验进行交流，华夏幸福基业、中国云谷集团、软通动力等多个领军企业分享产业园区建设实践经验。
    推动产业园区创新发展的路径在哪？产业园区、开发区改革创新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如何共商共享产业园区创新发展的新理念、新经验、新模式和新实践？
会议期间，本刊记者围绕上述话题对参会嘉宾进行了采访。
 
河北省廊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永清———园区经济是廊坊经济的最大特点
    廊坊坐落于“京津雄”的黄金三角之内，所辖的10个县市区环绕着北京、连接着天津，也连接着刚刚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
    近年来，廊坊市努力把独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经济指标位居河北前列，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第一方阵，这其中产业园区功不可没。廊坊把原来的32个产业园区，优化整合为14个产业园区。这14 个产业园区贡献了廊坊市90%以上的GDP，70%以上的财政收入，承载了全市80%以上的新项目，聚集了90%以上的新兴产业。如果说廊坊这些年经济发展不错的话，那么重要的来源支撑就是产业园区。廊坊经济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园区经济。
    在推进园区发展中，廊坊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园区加快发展的主动力，探索了以京南固安高新区、政府和社会资本PPP 合作的新模式，成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的全国36 项典型经验做法。京南固安高新区采取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市场化运行模式，实现了“1+1>2”，获得了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等多个国家部委的全面认可，在全国示范推广。
    我们探索了以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全市所有开发区，深入开展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平台改革、机构编制管理改革等重点改革任务，激发了改革创新的活力，成为河北省园区改革的标杆。河北省政府去年专门召开会议推广廊坊开发区改革发展的经验。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成功引进了华为、中兴、京东、富士康、微软等30 多家世界500 强企业落户园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互联网产业园等一批中国顶尖的科研院校、科技企业，在廊坊建有创新基地和合作园区。新奥集团、华夏幸福等一批在廊坊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民营企业走向全国、走向海外。其中华夏幸福旗下的太库科技公司在美国硅谷、德国柏林、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以及国内的北京、上海、南京、成都、深圳等一系列创新创业的高地设立了科技孵化器20 多个，成为吸引最先进、最前沿技术和人才的桥头堡，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在我们国家、在廊坊的产业园区产业化和商业化。廊坊市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机遇，积极对接北京和天津科技创新资源。廊坊出台了“1+4+N”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形成了支持园区创新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政策体系。
    在支持园区创新方面，引导和支持全市所有园区向北京的园区看齐，在要素和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鼓励所有的园区都向创新型园区发展。在支持产业创新方面，大力支持“大智移云”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特别把“大智移云”作为首位产业来发展。在“大智移云”这个领域，引进和扶持了华为云计算中心、润泽科技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中国联通北方数据中心、京东集团电子商务产业集群、阿里巴巴菜鸟的骨干物流网等一批大项目，“大智移云”产业成为廊坊经济发展一个新增长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功能定位是否准确决定新城新区的成败
    目前，中国有19个国家级新区，11个自贸实验区，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15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另外省级、地市级还有大量开发区。这些特区、新区、新城、开发区，成绩是极其辉煌的，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有的新区、新城规划建设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需要反思。
    准确的功能定位是新城新区成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个新区是什么性质的，承担什么功能？是接替产业的功能，还是由于老城区产业发展没有用地了，然后再建立一个新城？新区建设有没有支撑？经济要素的支撑，哪些是国外来的技术、国外来的资本、国外来的市场，还是由国内哪些城市、哪些地区？资金、技术、人才从哪来？在多大程度上，这种支撑是非常可靠的，这是决策的前提。对经济特征和经济要素的流动、技术要素流动的趋向性、合理性要有个判断。这对新区新城设计的定位和规模极其重要。
    以深圳、浦东为例。深圳为什么能成功？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城新区发展很快，来料加工、出口贸易、金融、商贸发展快。这是因为西方的能源危机之后，大批的资产和资本往外转移，已经转移到家门口，而且这个家门口是在东南沿海，是在所谓的四小龙。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实施开放后，资金进来了、技术进来了，同时市场也进来了，很快，出口加工、对外贸易，两头在外，然后创新，变成今天的局面。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就形成了综合配套的对外扩展能力、扩张能力。浦东开发也是这样。1992 年国务院发了批文。当时东南沿海的开放尤其是长三角发展形势好，需要一个领头作为枢纽，即技术平台、对外贸易平台、进出口平台、信息平台。整个长江流域的产要素都往东流动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要有枢纽。上海适应了这样的要求。浦东建设是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形成了产业集聚、人才集聚，整个长江流域各个省往上海集聚，中央政府及时给予政策支持。所以，浦东开发非常成功。
    可见，在宏观上，重要特区与新区的布局，要考虑人的社会经济活动，才有利于产业在一定空间的集聚和发展、有利于产业的集中和创新。在当今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宏观区域经济正在形成“以沿海大城市群为平台、以广阔的内陆为腹地的沿海腹地型的大经济合作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大格局。
    各省区如何建设新区新城是一个问题。对产业集聚、技术集聚、人才集聚等，要进行科学的判断。微观上，大城市周围新城新区的选址，要考虑土地开发、交通、环境保护等因素。产业园区主导产业的确定，缺少认真论证。建设什么样的产业集群，什么样产业园区，决定了这个新区的发展。很多新区开发区都提出要建设成国家级物流基地、国家级能源重化工基地等等，规划难以落实，产业缺乏支撑。另外，要分阶段确定合理的开发规模。有的新区新城建设要地、圈地，几十平方公里、几百平方公里，甚至上千平方公里。基础设施规模与规划建设规模太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科学论证。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走绿色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多少年前，城镇化这个概念就被人们反复研讨。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镇化高速增长期的到来。往前看，将近40 年的改革开放，约有3 亿人从中国的农村区域进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但是这里面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看，这3 亿人很多还没有取得城镇户口。这是城镇化没有到位的表现，而且也是在过渡过程当中逐渐解决的矛盾问题。往后看，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还会有将近4 亿人，从农村区域进入各种大中小城镇来定居，而且要成为市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持续发展的引擎和动力源。
    之所以是引擎和动力源，城镇化首先是伴随着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业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要求建成区和人口的集聚，表现的就是城镇。而且现在的工业化还必须跟上新技术革命的大潮，就是高科技化，或者我们称之为信息化的历史潮流，它会有一轮一轮的建成区扩大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的建设，一轮一轮发展过程中的产业互动和升级，还有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升级。这些要素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释放需求，发展的机遇是非同小可的。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市场潜力排在最前列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个潜力的释放，表现的天文数字的需求，正好对应到了现在的全球化，对应到中国全面开放。
    十八大以后，中央非常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放在一个层面上。五中全会把作为创新发展第一动力，引领出来的必须是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对应全球化的开放发展，最后落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共享发展。
    因此，要在问题导向下，解决怎样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有效供给来适应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需要的供给体系，怎样走通这条路？显然，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在改革的深水区，坚定不移地抓住改革这个龙头，攻坚克难，真正落实以改革这个龙头带出整个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走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之路。
 
广东省广州开发区政研室主任陈永品——产城融合产业转型要有新路径
    广州开发区经过30 多年的发展，从郊区到城区、农村到城市、边缘到核心，迈出了三大步，把单一工业园区转变成为产城一体的综合城区，走出了一条产城融合之路。
    产城融合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城分离。广州开发区最初选择在城市的远郊农村地区，距离广州市约30 公里，开始带动了开发区周边乡村的发展，形成了早期国家产业园区。第二阶段是产乡一体。第三阶段是产城结合。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工作、生活在开发区内的人民群众产生了消费、看病等需求，住宅、商业、医院、学校不断出现，工业园区开始向城市化迈进。第四阶段是产城融合。产城融合不是单纯的融合，而必须是人、产业、城市、环境等要素资源，全方位相互和谐共存。
    从实践看，产城融合大体有五条路径。一是产业转型。早期的工业园区内都是低端工业，无法有效带动城市发展，只有一些创新型经济进来了，才能引入高端人才和产业。二是园区转型。早期产业园区多以工业形态出现，存在了环境污染、交通不便等问题。随着园区发展进入科技园阶段，人群、设施、环境的高端化，园区开始向新型城区转变。再进一步发展就是知识城，城市与产业同步推进，先进的城市与先进的产业相得益彰。三是社区转型。开发区早期管理的都是农村社区，虽然让农民变成市民，户口、身份变了，但他们在思想上还认为自己是农民，就要享受农民待遇。要把村民真正变成市民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四是管理转型。产业园区转变成为城市的过程中，政府的管理体制要跟着变化。开发区管委会只是管理企业和工人，但现在要管理城市，就必须拥有城市管理职能，所以很多开发区跟行政区进行融合，挂两块牌子，变成行政区，这就是一个管理体制上的变化。五是服务转型。在工业时代主要是原材料的进出，通关效率要高。在创新经济时代，需要创新创业场所，如孵化器、加速器等。现在是要提升行政审批、办事效率。
    广州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经验证明，产业是根本动力，必须始终围绕产业的创新发展，才能推动产城融合。如果没有产业为驱动力，产城融合难以成功。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依赖土地财政并非长久之计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人口红利缩减的挑战下，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当前，政府需要改善其融资的模式。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7%，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但是城市化已经进入2.0 阶段。这个时候继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如果没有相应人口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会出现我们预想不到的过剩。
    在过去五年中，有些地方人口已经没有在增长，甚至有些以前非常好的城市，包括东北的城市，都出现人口净减少。下一个阶段的城市化，需要尽快把资本型的增长转变为现金流的增长，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改善城镇化发展的融资模式。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要这么多铁路，不要这么多房子，不要这么多机场，不要这么多港口，我们现在要把已经建成的铁路、房子、机场、港口变成现金、变成利润、变成分红、变成租金等等。
    中国过去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直接融资的模式，主要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相当于国家一下把七十年的收益一下拿过来。这种模式相当于直接融资，这在过去也是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但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配套设施的完善，投资性的需求会急剧下降，而运营这些设备，管道、卫生间、给水、排水、电力电讯等等会上升。这个时候我们收入的模式必须同时改变，能够再一次性的找人家把未来的收益贴现过来。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持续性地支出开始出现了。如果我们这个不转变的话，这两个是不能配套的。
    如果支出和收益的模式不及时地调整，收入还是以土地收入为主，还有通过发行债务为主，而无法与以现金流为主的支付模式相匹配，很快就会出现现金流的缺口。这个缺口如果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新城新区面临四方面转型发展的机遇
    中国新城新区大规模数量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新城新区向何处去？有四个方面的机遇值得把握。
    机遇之一，新常态推动新城新区再造新格局。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大逻辑，新常态要求各种发展主体、各种发展平台与载体能够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对于一直冲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新城新区来说，是重大的历史机遇期。新常态条件下，新城新区要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做出贡献，其中有的新城新区将承担着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功能；新城新区要为结构优化升级做出示范，国家将推动新城新区深入融入全球活动，支撑欠发达地区发展，成为新兴行业发展的排行头；新城新区要为动力转换充当引擎，领先的新城新区正在率先实现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带动相关区域、行业、企业实现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协同创新。
    机遇之二，城镇化发展给新城新区带来新空间。中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达到57%，未来还有3 亿多人要进入各类城市与新城新区。特别要看到，部分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功能出现了堆积、冗余等“非效率”现象，在一些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出现了城市功能外溢、疏解。上述现象，又由于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而得到明显增强。近年来，在特大城市、大城市周边，出现了各种类型“微中心”、“特色小镇”以及一些新城新区，实质上它们都是城市群或都市圈范围内的新型发展空间，是城市群、都市圈区域网络化、多中心发展的格局在空间的映射。当然这些新城新区，有的可以采取新建方式，有的也可以是老树发新芽，在老城老区基础上赋予新的发展内容。
    机遇之三，绿色智慧低碳人文城市推动新城新区实现新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新城新区经过了迭代发展，经历了传统的产业新城、卧城和卫星城的阶段。当前新城新区的理念不断得到翻新、新技术不断得到应用，新一代新城新区不断得到实践。这些新城新区体现了绿色、智慧、低碳、人文、创意等人类发展的价值观，走的是节约、集约、创新发展的道路，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活力。就我国而言，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人文城市、网络城市、创意城市、健康城市等等，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在进行试点与推广。未来正是新城新区创新发展理念，叠加绿色智慧低碳等元素，进行综合集成、消化吸收从而建设新型城市的黄金时期。
    机遇之四，体制机制改革发展为新城新区提供了发展的新动力。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国新城新区改革开放逻辑起点，是发展的动力源，是成功的根本经验。新城新区在体制机制上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包括管理体制、政府服务、投资管理、金融制度、协同创新体系、产城联动机制等等。新城新区可以充分借鉴已有体制机制的成果，减少弯路、降低成本。同时，中国的体制机制仍然处于有待成熟、有待完善、有待定型的时间序列中，新城新区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空间较大，特别是在规划制度、房地产制度、土地利用制度、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制度等方面，新型城镇化改革与新城新区体制创新，两方面共同用力，突破的内容越来越多，带来的红利也越丰厚。
 
英国城镇化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社会与艺术学院研究员Tim Stonor———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考虑八个要素
    推动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用中国的话语来说，就是要以人为本，走绿色发展、智慧化发展道路，推动包容性增长。具体来说，可用八个关键词来概括。
    第一点，改变。改变是需要创新的，需要一种新的思维，需要新的工作方式，需要新的技术。城镇化的发展也是由速度第一转为质量第一，理性量化的技术被逐渐接受，比如“空间句法理论”，由变革中国到创新中国。这次我其实听到和看到了“更新的中国”。
    第二点，人。我们要以人为本，以我们最终的用户出发考虑问题。这不仅仅是对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经济效益和投资更为重要。
    第三点，质量。最近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更多关注和强调质量而不是唯数量为指标。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点，效率。效率是以少胜多的，有效性也是成败的重要指标。
    第五点，绿色。提升对环境的敏感度，一个智慧城市同时也应该是生态城市，师法自然，人类生活与自然默契融合、做到天人合一。
    第六点，通达性、互通互联。实现城市与乡镇的更好连接，这包括城乡内部及城市内部的网络连接。一个整体城市网络的有效性和效益将是巨大的，而不是由单一城市节点的成功所体现和决定的。
    第七点，混合功能。城市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有效性很重要。住职不能分离，世界上失败的案例值得我们借鉴和引以为戒。
第八点，数字化。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很多智慧的产品，甚至缩短人与人的距离实现更有效的联通。但是不应该过度依赖于科技和网络等单纯的技术，因为技术有时也会有失误。但是一个智慧的有效空间布局可能会更加持久地让城市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可以传承的千年城市。
    如果让一个城市成为智慧城市，或者是使工业园区成为智慧园区，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要使技术更加的智慧，同时流程也要智慧，有了智慧的基础设施、智慧的流程、智慧的技术，我们才能够最终实现智慧的产出和可持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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