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百名学者前瞻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课题组

白明：改革是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磅抓手

          ■白明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我国外贸在2017年取得两位数增长尽管与世界经济复苏不无关系，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带来的红利，因而改革也可以被看作是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磅抓手。

首先，改革为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直接增添动力。迄今为止，各类园区建设之所以能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担当起“先行者”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与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配套改革相关联。

其次，改革为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间接形成助力。按照2017年初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适用《中国制造2025》战略政策措施。国务院出台上述改革措施有助于在培育外贸竞争中的技术优势，但从这一措施本身也意味着对原有外资管理体制的突破。除了与技术抓手形成合力外，在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过程中，改革这个抓手也会与质量、品牌、服务和标准等其他抓手形成配合关系。

再次，改革为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不断克服阻力。作为全国首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之一，东莞通过尝试一系列“放管服”改革措施为企业转型升级扫清制度障碍，越来越多的企业获益。

2018年的改革重点不仅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为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增添更新动力、形成更强助力、克服更多阻力。

白彦锋：加快消费税改革 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白彦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我国间接税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应该是，降低增值税的比重、提高消费税的比重。考虑到我国2016年5月才推开营改增，这样2017年我国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之后、营业税全部改为增值税征收，增值税与消费税之间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将消费税由商品税改为货物劳务税、加强消费税的征收应该提上改革日程。

应适度降低我国日常生活用品增值税税率。降低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增值税的适用税率是一个重要选择。在我国营改增过程中，有必要逐步降低人们生活日用品增值税的税率。

应将高档消费服务纳入消费税征收、为娱乐业营业税的退出“补位”。尽管目前我国增值税已经由货物税转变为了“货物劳务税”，但是作为增值税“最佳拍档”的消费税仍然是“货物税”。为了适应营改增改革，我国消费税亟须扩大征税范围，相应转变为“货物服务税”。

加强消费税征收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消费自2014年以来连续3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要提高我国税收收入的质量和效益，必须进一步发挥好税收对引导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引导作用，将间接税征税的重心向消费税进行平衡。同时，加强消费税征收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逐步解决。消费税主要对高消费和高污染、高能耗的不环保商品征税，因此，加强消费税征收，一是有助于促进人们选择更加节能环保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构建美丽中国；二是消费税对高消费人群和地区课税，有助于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改善低收入人群和地区的生活，促进我国经济更加平衡和充分地发展，使全国人民一起更快实现全面小康。

白永秀：多方发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白永秀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辉煌。

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6.7%左右。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体而言，要努力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推动涉农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农商互联，畅通流通渠道，推动商贸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对接，打造新型的农商关系，不断改善农村电商的发展基础环境，完善硬件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培养人才队伍，加快补上农产品冷链物流短板，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更好地发挥电商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二是推动工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通过《中国制造2025》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大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度，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引导作用。三是更加重视培育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开放，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其它则是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曹海敏：深层次制度改革 助推经济效率提高

                    ■曹海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围绕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关键方面是推行深层次监管制度改革，构建经济效率提高的动力机制，助推经济改革得以有序进行。

第一，深化制度改革，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首先进一步推行现代公司的制度安排，重点发挥国有资本投资体现的独立市场主体；其次从法律体制上设计资本市场监管策略，阻断缺乏经济效率的政治目标，从机制层面的根源上减少政府官僚的腐败。

第二，制定监管制度改革的战略框架。新时代下以监管权配置优化为基础，要考虑目前经济发展中不同制度的运行机制。在经济改革以政治目标利益和约束条件下，监管制度改革策略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监管和公司治理功能的融合，制定有效的监管和制衡的战略框架，发挥监管对法治有效的补充，从而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

第三，优化制度改革的模式。重点是理顺政企关系的转轨，深化监管制度体系改革，以社会责任为目标的政策范式、制度变迁、政策源等众多视角进行有机融合,优化治理结构，形成中央与地方监管配置优化整合的分析框架，从而为矫正市场失灵提供正当性基础，从资源配置层面上，减少资源错配，构建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机制，为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提升效率奠定基础。

第四，全面落实风险责任，形成驱动制度创新的格局。从长期看发挥市场创新原动力，从中央到地方达到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缩短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才能形成创新驱动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格局。

曹明弟：可持续发展须加快绿色金融改革

             ■曹明弟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8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一些省份取消了GDP考核，2018年中国GDP可能进一步实现平稳增长。

2018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措施有望进一步深化，发展绿色金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不断增强，在防范绿色金融风险基础上引导和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经济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措施将不断完善。

在全球经济都开始复苏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在逐步取消GDP数量化考核的同时强调效益和质量，不断把“绿色”从理念落地为实践，不断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并通过G20和“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和机制，推动和帮助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不但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国际形象，还有力地承担起由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造成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缺失、资金缺口和组织失能，2018年中国将为全球经济继续输出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茶洪旺：加快政绩考核体系改革 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茶洪旺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元年，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力点放在加快政绩考核体系改革和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上。

一是加快政绩考核体系改革，以政绩考核体系变革引领高质量发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从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变革为以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凝聚发展共识，有力有序打造好新的“指挥棒”和驱动力，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官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

二是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激活微观基础。企业是市场经济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创新驱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是创新的领军人。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重在激发企业和企业家两个方面的活力。一是要在“降”上下功夫，加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税费负担的力度。二是要在“立”上下功夫，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工匠精神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通过企业家引领技术创新打造中国质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波：人口新红利驱动经济长期发展

                               ■陈波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8年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寻找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在体制改革方面，我认为，最大的期待是全国监察体制的建立，这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制度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升级的内生驱动力。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金融稳定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从各方面传递出的信号看出，这轮金融稳定调控并非短期行为，可能将持续两年左右。我们必须要跳出资本市场看待本次调控政策，同时针对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进行去杠杆，这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反映了高层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志力。

2018年预计环保督察将进入一个阶段性收尾，重点应当是水污染治理，前两年大量生产型小企业被关停，整体的污染排放情况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雾霾的情况得到明显好转。但“一刀切”的方式不可持续，新的环保治理模式仍在探索之中，2018年我们预计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设置方面会有所突破，这会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整体而言，看好中国的长期发展，未来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庞大的人口基础+互联网红利。尽管老龄化会导致人口红利下降，但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最庞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人口新红利：人口质量不断提升在互联网的催化之下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这是任何国家经验和经济模型所不曾预见到的。

陈华：2018中国经济“砥砺前行” 行稳致远

     ■陈华 山东财经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

2018年，中国经济总体上持“谨慎乐观”态度，新的一年中国经济仍需“砥砺前行”，行稳致远。具体到如何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几点建议。

一、优化企业经营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落实。在深化简政放权的同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做好企业服务管理工作，坚决打击懒政怠政、官员不作为等现象，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二、切实降低企业税率，清理不合理费用。当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维艰，政府应与企业共渡难关，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彻底杜绝乱收费等现象。

三、严格管控风险，特别是降低政府与国有企业债务水平，有效控制宏观经济杠杆率。面对我国经济中当前存在的地方债务风险、国有企业风险、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等问题，应着重控制政府债务水平，防止杠杆由企业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降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杠杆率，健全风险监管体系，疏通风险释放化解渠道，建立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化解的风险管控制度，严控系统性风险。

四、加大新旧动能转化力度，夹逼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侧改革进入深水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并经之路，积极探索新旧动能转换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新兴产业又快又好发展。

五、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创业创造，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陈剑：市场经济发展基础须夯实

■陈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018年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或持续发展的条件比较厚实，全年经济增速继续保持“稳中趋缓”, GDP增速估计为6.7%左右。作为经济转型大国，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尤其是一些新兴产业增速虽高,但在经济中的占比需要有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对2018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会在2017年基础上继续提升，接近60%；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仍然会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城镇化继续推进，城镇化水平增速在1.2%左右。2018年中国全年进出口贸易有望在2017年14.2%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实现2位数增长。

就区域经济而言，经济增长速度南高北低的现象会更加凸显。就其原因分析，实质是市场经济基础存在差异。因而如何夯实市场经济基础，特别是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其中推进要素自由流动，保护产权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是北方省份更应当下大力气落实的问题。

在发展动力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加大实施产权保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从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开放仍然是2018年的重要举措。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甚至更为重要。要释放市场活力，需要把前期陆续出台推进“放管服”改革真正落实到位，特别是大力减税降费，真正使企业减轻压力。

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风险隐患需要高度重视，并花大力气解决。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成本较高等较多制约、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负担、金融等领域风险突出等等，2018年的“黑天鹅”事件或许有可能发生，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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