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社会文化条件时间： 2015-08-26信息来源：李友海　作者：wyg_admin　责编：

  摘要：全球城市的发展经历了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3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中，社会文化条件对于全球城市的形成具有显著效应。现实中，全球城市是一种“合体”，涉及若干中心，而每个中心需求的社会文化支持都不尽相同。金融中心更强调基于信任的社会文化以及开放、互惠的社会网络;政治中心强调较强的公民主体意识、政治和社会参与体系;消费中心则强调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广为流行等。

　　关键词：全球城市 科技创新中心 社会文化条件

　　一、全球城市的社会文化条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显著提升、新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全球流动社会的成型，国家间的竞争逐步让位于全球城市间的竞争，进而涌现出一些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并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等)。

　　随着网络社会成为人们运用新规则和新机制的理想场所，全球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基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总体看，国际学术界在讨论全球城市形成的动因时，更关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科技与政治的影响力。近20年来，这些历史进程背后的社会文化条件越来越受到重视。

　　Saxenian(1994)在探讨硅谷优势时曾指出：只有当生产和技术研发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网络时，专业化才能转变为灵活的来源和创新的源泉。硅谷的成功不单纯依赖技术集聚和资本效应，同时也依赖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

　　Michael(1997)指出，全球城市与其他城市相区别的中心要素，是惯例、习俗与社会关系。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些要素反射经济乃至影响经济演变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Hall(1998)指出，全球城市的发展经历了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3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中，社会文化条件对于全球城市的形成具有显著效应。

　　关于全球城市崛起的“社会文化土壤”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高度碎片化的。我们缺乏厘清此类问题缘由的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这使我们反思的是：全球城市的社会文化支持问题是不能笼统讨论的。

　　现实中，全球城市是一种“合体”，涉及若干中心，而每个中心需求的社会文化支持都不尽相同，比如：金融中心更强调基于信任的社会文化以及开放、互惠的社会网络;政治中心强调较强的公民主体意识、政治和社会参与体系;消费中心则强调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广为流行等。

　　二、建设有全球影响力

　　科技创新中心的社会文化条件

　　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成为上海未来30年建设全球城市的重要动力。科创中心不仅是创新产业的集聚地，也是创新产品的市场，还是支持科学创新的资源整合与配置枢纽。从全球著名科创中心(如硅谷、纽约、伦敦)的实践来看，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有效应对以下核心问题：一是形成创新产业的高端人力资源结构，即如何吸纳科技创新、创意及其支持产业的高端人群。二是形成鼓励和保障创新行为的社会规范与制度体系，以使首创精神和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制约市场投机行为和短期逐利取向。三是促成开放、高效的研发资源整合体系，即形成高校、研发机构间，研发机构与金融平台间、研发者问的资源整合体系。

　　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与技术体系自身能有效应对的，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条件。

　　(一)高端人力资源结构与“宜居”社会环境

　　全球科创中心首要条件是形成与高端产业相应的人力资源结构，以纽约、伦敦为例，见图1、图2。

一是高端人力资源结构的形成和优质人力资源的流转，都高度依赖一个“宜居”的社会环境。

　　二是宜居社会环境包括(Peter Evans，2002;D.Hahlweg，2005)：便利、高效的生活服务系统;便捷、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高水平的综合教育系统;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养老、医院等)安全、有序的社会秩序。

　　从硅谷的例子来看，高端创新人才聚居，并就地形成高度便利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对于科创中心的长效运行和人才吸纳具有重要意义。

　　(二)鼓励和保障创新行为的社会规范与制度体系

　　Hall和Soskice(2001)认为：现有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可以区分为“急进型技术创新”和“累积型技术创新”体系。急进型技术创新主要是生产线技术的本质改变，包括由此带来的全新产品和全新生产程序。这种技术创新模式更能满足效率至上的风险资本投资要求，对灵活多变的科技产业极为重要。累积型技术创新见效慢，比较适用于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较大，注重持续竞争力的产业，如机械加工业、精密制造业等。

　　通常一个地区很难同时在两种技术创新体系上都形成绝对优势，因而大多有所取舍。比如，硅谷就是典型的急进型技术创新体系，而东京则优于累积型技术创新体系。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每种技术创新体系都需要依托一定的社会条件。

　　急进型技术创新体系的社会文化条件。急进模式的技术优势通常具有开放性特征，这就要求社会形成相应的自由生产体制。比如强调自由的劳动力市场、通适性强的通用人才培训体系与研发体系，去等级化的市场结构，企业间以自由竞争为由不受社会契约限制开展博弈。

　　累积型技术创新的社会支持条件。这一技术创新体系依赖于高品质的生产线，且必须对生产、研发过程进行持续长期改良。累积型技术创新强调与之相应的社会协调机制，比如：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长期或终身雇佣体制(典型的日本生产模式);以企业间社会交换网络为依托，形成的企业间长期合作机制;以行业协会、商会等非市场治理机制为依托，制约各种短期工具主义投机行为。

　　目前，上海在这两种技术创新体系方面都未形成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

　　一是行业协会、商会等非市场治理的社会主体发育不足。上海的行业协会与商会数量有限且能级较低。其中相当一部分协会具有政府背景，即难以灵活地反应市场需求，也难以有效率地组织和协调企业间的合作。

　　二是劳资间的稳定利益协商机制缺失。无论是急进型还是累积型的技术创新体系都需要在劳资间形成稳定的利益协商机制，由此技术创新的个体对未来才可能形成稳定预期，并在研发、创新等可能产生风险的领域长期投资。但上海目前尚未形成相应的利益协商机制，劳资关系中潜存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妨碍了社会创新能力的释放。

　　三是支持技术创新的合作性企业网络缺失。前述两种技术创新体系都强调企业间在研发、资金网络等方面的横向合作。上海目前既没有形成类似于日本的企业一主银行关系纽带，也未形成基于信任和传统的企业合作网络。

　　(三)开放、高效的研发资源整合体系

　　几乎所有的全球科创中心都依托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发体系，比如：波士顿依托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学府，以及阿贡国家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等高水平研究机构;硅谷则依托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等名校，以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国家喷气推进实验室等研发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界互融互动，是全球科创中心发展的动力源。

　　上海拥有4所985高校、数十所部属和市属高校，以及中科院等系统的数十所科研机构，拥有约10万科研人员。在沪两院院士达165人、中央“千人计划”专家626人。就科技创新的研究资源而言不可谓不强，但研发资源与产业结合水平以及研发体系内的协同创新水平仍相对不足。长期以来，是研究型大学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与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中间缺少衔接和协同机制。

　　根据全球科创中心的经验，协同机制的形成需要兼顾竞争与团结的社会文化、有助于跨界接触的社会交往体系(如遍布硅谷的“马车轮”酒吧)以及紧密协作的社会团结机制等作为支撑条件。

　　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与全球城市的未来

　　托马斯·弗里德曼(1999)把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推力来自于民族国家，第二阶段的动力来自跨国公司，第三阶段的驱动力则来自于互联网。与全球化前期阶段相比，第三阶段的主体变为个人，这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世界组织方式。

　　在全球化新历史阶段下，全球城市不仅是企业、大型组织间协作网络的核心节点，也是无数个体行动者间合作、协同的枢纽。全球城市的新特征意味着其科创体系将会发生许多深远的新变化：一是个体把创新当作一种娱乐，每个使用者和用户都可能是潜在的创新者。二是个体可以超越组织的边界更灵活地参与技术创新，创新体系中的有效组织与协同模式变得至关重要。三是创意、资金、技术高度分散，基于大数据之上的多方对接平台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持部分。

　　科创中心的上述变化反过来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全球城市形成的动力机制：那些仅强调总部经济吸纳效应的全球城市将会遇到新的挑战;而善于通过全球网络调配资源、善于塑造认同力量的城市则面临更大的机遇。

　　全球城市与全球科创中心间的复杂影响机制，也意味着这些城市获得了超越民族国家和有形空间的一些支配权力，并可能引发产业、空间集聚的新模式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利益结构调整的新形态。由此，也提出了全球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一是基于网络组织模式的集体行动协商机制建设。二是基于网络动员过程(而非结果)的治理与监管机制。三是面向流动空间的认同与意义体系建设。

　　在这种新背景下，全球城市的发展可能面临着多层次的社会风险。一是社会团结风险：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里，传统社会纽带的断裂以及认同危机，使得个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团结面临风险。二是政治稳定风险：社会结构的快速重组、超越时空的意义表达，使得传统执政权威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三是社会安全风险：金融风险、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风险使得全球城市的社会安全面临新挑战。

　　如何有效治理上述风险，并不断推动全球城市的治理创新，仍有待未来更多基础研究的支持。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