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学理逻辑及实践路径时间： 2015-10-07信息来源：杨玉珍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包容性增长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应作为新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理论和战略上指导区域发展。非均衡突破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经验，应是我国区域发展的现实特征。学理上，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兼具差异性与互补性、侧重性与统一性，非均衡突破暨包容性增长模式应成为区域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主要模式。其实践路径关键在于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面向全社会提供公平、全覆盖、均等化、可持续、可获得的普遍服务。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及区域发展差异的拉大，学术界和政界不乏有对非均衡增长的质疑和批评。然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却立足各国发展历程与现状，传达了迥异的信息：世界上鲜有平衡的经济增长，提前着手平衡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挠发展。然而让远离经济机会的人口受益，和谐性增长则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平衡增长，和谐性发展”的建议。[1]以世行的建议为启迪，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当前的形势，笔者提出欠发达地区发展中的“非均衡突破暨包容性增长”模式。原因在于，我国欠发达地区 经济社会从低水平阶段向更高水平的跃迁不可能在所有截面均衡发生，其表现形式必然是在某一产业、某一地区、某一时点率先突破，这一率先突破必然造成发展过程中差异的出现，而面向不同区域、同一区域不同群体“参与、共享、机会均等”理念下包容性增长的实施，能够有效解决非均衡突破带来的差距和失衡现象。由此，非均衡突破暨包容性增长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发展新模式，有必要探析其内在学理逻辑和具体实践路径。

　　一、非均衡理论嬗变与研究现状

　　“非均衡突破”与传统意义上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具有一致性和区别性。区别性表现在，区域经济领域的非均衡突破指地域空间上、产业结构等维度突破点的选取;系统科学领域的非均衡突破指区域发展过程中引起突变的有效涨落和慢弛变量。一致性表现在，非均衡突破历经非均衡理论的嬗变，学源上的探究应该从非均衡理论开始。

　　国外早期的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主要体现在要素层面，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凯南(P.B. Kenen)的人力资本论、林德的动态优势理论;区位层面的非均衡理论研究则主要有韦伯(Weber A.)的工业区位论、杜能(Thanen J.H.)的农业区位论、克里斯托勒(Christaller W.)的城市区位论、廖什(Loseh A.)的中心地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列昂剔夫的反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在区域间传递扩散理论、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产业集群理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2]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架构。其中，基于产业间“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概念，赫希曼主张发展中国家选择重点产业部门优先发展。基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自由贸易过程的分析，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区域会形成正反馈机制，而欠发达地区则形成负反馈，形成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核心区——边缘区间的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基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形成了区域发展梯度转移论，与之类似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行模式。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空间要素被引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及产业集群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是包含非均衡和自组织的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其核心要义是对非均衡性的认可。

　　除经历区域发展方面的嬗变和完备外，非均衡突破也是物理学、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规律，是系统进化与衰退的起点，是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学研究的关键问题。经济学中引入的非均衡观念有着自然科学渊源。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均衡状态时熵值最大，系统无序程度最大，不可能实现发展和飞跃。普利高津(I.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由涨落产生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状态。非平衡态，即远离平衡态，是系统无序到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哈肯创立的《协同学》也指出，系统处于均衡态时，熵值最大，无序性最高，自组织最差。由此可见，经济系统的演化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非均衡态，在非均衡经济系统中，信息量最大，市场的自组织程度最强，自发的或受扰动地引起经济结构、经济状态的变动。瓦尔拉均衡、区域间的绝对均衡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恰恰证明了物理学、系统科学中规律的正确性，均衡是暂时的、相对的，非均衡是绝对的、动态的、发展的。

　　国内对区域非均衡理论的代表性研究有，经济学家张培刚的“中心开花论”，即中部崛起理论;厉以宁的中心辐射战略，即城市圈域经济理论;魏后凯基于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网络开发理论”;胡鞍钢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然而。针对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争论仍然存在，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我国国情决定了非均衡战略仍将是现阶段的战略选择;另一种立足当前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异等现实问题，提出应采取均衡思维;也有学者折中性地融合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想提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3，4]然而，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并不必然矛盾，从区域开发、区域发展的起点看，非均衡突破是必然的，不可能全面开花;从区域发展的结果看，收入差距、区域水平的扩大则是应该予以避免的。

　　二、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及其学术渊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提出经历了单纯强调增长，到“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以及之后的“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演进，[5,6]于2007年首次由亚洲开发银行《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提出，此后，2009年11月、2010年9月曾先后两次出现在胡锦涛的正式讲话中，包容性增长被提上战略议程。[7]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源于对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认识的深化，[8]对亚洲地区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9]恶化问题和与时下流行的“收入被增长”和学术界热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化”、“浅度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10]之衍生的种种热点问题紧密相关，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对“成果惠及全民”目标的追求。综合其提出背景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11,12]认为包容性增长主要涉及国际、国内两大层面。国际层面旨在表明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交往中求同存异、扶贫济弱、共同发展、成果共享等方略，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国内层面的内涵及实施则更加全面具体，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发展进步、民主民生民权、政府治理模式、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经济层面要求抛弃单一的GDP增长决定论，追求综合福利，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社会层面要求全社会成员间的机会均等、外生环境的平等、成果共享，实现公平正义，强调“参与”与“共享”;民主民生民权层面要求人民群众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体现人本，同时关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重点问题;政府治理模式层面要求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虽然包容性增长概念提出仅数年的时间，但其有着深厚的经济学渊源，伴随着经济理论的完善而发展。首先，包容性增长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已体现了包容和公平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目标是使人民和国家都富起来”。19世纪边际效用理论的提出使得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关注胜过对“公平”的考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则使政府成为协调、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主体。针对凯恩斯理论的不尽完美之处，20世纪60、70年代以弗里德曼(M.F. Fried-man)、卢卡斯(R.E. Lucas)为代表围绕“政府干预市场”的问题与凯恩斯主义展开一系列争论，由此使得“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成为主要议题。尽管政府对市场作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效率层面，但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市场外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13]20世纪80、90年代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政策、制度、社会公正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代表性著作有阿罗(K.J. Arrow)的社会选择和社会福利研究、布坎南(J.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科斯(R.H. Coase)、诺斯(D. North)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福利经济学及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已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及价值取向问题。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对社会公正、公平效率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源于人们对市场机制缺陷、政府功能发挥、政策制度形成与作用、市场外因素影响机理等认识与深化的过程，源于长期以来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与深入，是经济理论从特殊到一般不断扩散、提升、完善的结果。

　　其次，包容性增长对增长模式和要素的研究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其后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对增长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讨。二战后，经济增长更是被视为“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论题”。1948年，哈罗德(Harrod)和多玛(Domar)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1956年，索罗(Solow)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与斯旺(Swan)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用于解析现实的经济增长。规范分析层面，卡斯(Cass，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在拉姆齐(Ramsey，1928)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最优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卢卡斯(R. Lueas)、罗默(D. Romer)、普雷斯科特(E. Prescott)、巴罗(Barro)等经济学家开始探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使增长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政府生产性的公共支出作为促进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探索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后，20世纪90年代，新政治经济学更加关注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了民主、公平以及政治不稳定、收入不平等、腐败、寻租等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对增长模式、增长要素等问题的研究也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三、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学理逻辑

　　1.包容性增长、非均衡突破逻辑关系

　　世行的相关研究指出，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归因于两个方面，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和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政策。[14]经济集中化意味着非均衡，社会平等化则体现了包容性政策。因此，非均衡与包容性具有逻辑关系和内在的一致性，应成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处于不同的截面，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时间继起或空间并列关系，而是空间性、多维度的逻辑关系。两者具有差异性和侧重性。首先，研究主体上，非均衡突破主要用于分析区域单元等空间主体，包容性增长则具有特定的指向性，指对被边缘化的不同群体、社会阶层、落后区域的包容。其次，发展的进程上，非均衡突破通常作为区域经济跃升、系统演化的逻辑起点，指在某些领域、某一产业链条或某一功能环节率先进行;包容性增长则更侧重对结果的衡量，要求增长的成果具有包容性、共享性。最后，功能上，针对我国当前出现的区域差异、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具有战略性，应是宏观层面我国的战略指导和理论导向，非均衡突破则针对实践主体，应成为中观或微观层面实践的突破点。

　　两者的统一性、互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增长追求的一致性;“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非均衡不是目的，是增长的手段，是向更高水平跃迁的必要阶段。第二，两者对区域整体发展具有互补性，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平衡的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各国学者的研究也验证了不应期望各地区经济平衡增长。成功经验表明，地理空间上的集聚非均衡态结合国家用于平衡不同地区发展的政策最终将实现经济生产的集中和生活水平的趋同，这个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则是非均衡突破，平衡各地区生活、收入水平的经济政策正是包容性增长，两者是区域发展的关键。

　　2.非均衡突破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现实特征及逻辑起点

　　国家层面上，经济增长呈现出相似的非均衡特征。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用不及全国1/5的面积创造了一半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巴西中南部州区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以不及全国15%的土地面积完成了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2%以上。大开罗区以区区0.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区域开发历程上，美国、日本等都经历了依靠老工业基地积累资本，逐步向新基地扩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以非均衡发展思想取代了绝对平衡观。1978年底，邓小平就指出：“使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之后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05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此后，区域发展规划密集出台。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发布，在经济格局上进一步明确了“两横三纵”的特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战略。主体功能区划既是出于区域协调统筹的目标，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区域的非均衡突破。

　　区域产业发展层面，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智力密集、科技密集、创业环境良好的区域，是产业层面的非均衡突破。当前，各地正积极筹备的具有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和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也是不同区域经济非均衡突破的表现。

　　3.包容性增长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理论基础及战略指导

　　虽然公平与效率之争以及增长理论贯穿西方经济学的始终，但增长中的不平等及贫困一直处于西方经济学的边缘。而当前，包容性增长在我国的提出强调包容社会各阶层，追求增长效率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关注不平等与贫困现象。从这三个层面讲，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其与西方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增长经济学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共同性在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背景是市场经济体制，关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差异性在于对政策决策的关注点及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紧迫程度不同。立足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包容性增长作为区域发展的理论指导，核心要义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增长是根本，经济增长是增长的核心。包容性增长必然要求经济增长，离开了增长则谈不上成果的包容与共享，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应着重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转变粗放型增长模式，注重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就业等问题。

　　其次，公平、公正是要义。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求摒除环境等外生不平等(诸如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地理位置)导致的社会非公平、非正义，接受个人内生努力程度差别造成的不平等。区域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培育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及获取收入的能力，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尊重个体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协调增长。

　　最后，政府是实现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践行包容性增长，在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创新、实现社会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区域发展战略，权衡公平与效率，注重社会公正等方面，离不开政府的选择、决策及职能的完善。

　　四、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耦合嵌套的实践路径

　　怎样才能实现非均衡突破和包容性增长的耦合、统一、嵌套式发展呢?答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和社会普遍服务战略的同时推进。

　　1.完善包容性政策下的普遍服务体系

　　普遍服务概念是基于包容性增长“包容、共享、兼顾”的要求，对应的概念是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针对某一群体、某一地区的“特殊服务”现象。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求遵守均等化、公平、可获得、全覆盖、可持续等5个方面的规定性，涵盖人文、信息知识、产业等不同领域。人文层面的普遍服务通过人的生存保障和发展提高旨在保障包容性增长的机会均等、权利公平，应建立一套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体系，保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信息知识层面的普遍服务通过信息化建设、信息公开和知识扩散机制保障包容性增长中全社会成员的知情、参与、共享，保证公民自如畅快、无误差地获取自己所关心的环境、经济、行政等信息，避免信息知识传播与获取过程中的非包容性;产业普遍服务保障包容性增长的动力，通过涉及通讯、邮电、电力、天然气、能源、生活用水供应、供热供暖等基础产业普遍服务和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主导产业的持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广、传统产业的改造、产业的生态化转型等内容的产业创新平台服务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不竭动力。

　　2.推进非均衡态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开发战略，首先，围绕主体功能区划对4类功能区的界定，发挥环渤海、长江角、珠三角3个优化开发区域和冀中南、太原城市群等18个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功能，制定适应经济地理一体化政策，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统一性的制度，诸如良好的土地政策，为可能推进的城市化和经济一体化建立制度基础。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地区，着力建立并保证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发挥非均衡态下高密度辐射到的受惠区域和群体。在城市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则需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避免发达地区被边缘化的群体或区域角落。其次，在有条件的农村、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尝试创业、就业、安居、培训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将人口集中示范创业、产业集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集约利用相结合，以集聚态的示范区率先取得突破。最后，将区域发展及产业支撑置于全球产业升级、转移，国内产业再转移的大背景下，以产业集聚区、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实践载体，实现非均衡突破。

 

　　参考文献：

　　[1][14]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R].Washington DC，2009.

　　[2]M.Fujita，P. Krugman，A.J.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MIT Press，Cambridge，1999.22.

　　[3]李猛.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学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1，(03)：111-126.

　　[4]周明海，肖 文，姚先国.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J].中国工业经济，2010，(06)：35-45.

　　[5]Al i Ifzal，Juzhong Zhuang. Inclusive Growth toward a Prosperous Asia：Policy Implications[R].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2007，(97).

　　[6]Tang Ming. Inclusive Growth and the New Phase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8，25(1-2).

　　[7]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N].人民日报，2010-09-17.

　　[8]Amartya Sen.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oice[J].A-meriean Economic Review，1995，(03)：11-23.

　　[9]Ifzal Ali，Inequality and the Imperative for Inclusive Growth in Asia[J].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7，4(02).

　　[10]郑秉文.拉美城市化的教训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过度城市化”与“浅度城市化”的比较[J].国外理论动态，2011，(07)：46-51.

　　[11]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J].经济学家，2009，(01)：102-104.

　　[12]刘嫦娥，李允尧，易 华.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02)：96-99.

　　[13]邵宜航，刘雅南.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J].经济学家，2011，(10)：5-13.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