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合作共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时间： 2016-04-03信息来源：李春艳 文传浩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2014年11月30日，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长江经济带高峰论坛”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的时空背景与重大意义、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整合发展、区域分工与协作机制、各省份的实践探索、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发展举措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专家一致认为，在“新常态”背景下，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当其时。在区域协作方面，各省份应进行科学产业定位，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在发展路径方面，应从城乡一体、创新驱动、现代物流、流域开发等方面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在探索创新方面，各省份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实现差异化路径探索中的区域整体推进；在发展驱动方面，国家层面应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合作共赢；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5）02-0044-06
        [收稿日期]2014-12-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批准号11&ZD1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流域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批准号12BGL129）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软科学重点项目“乌江流域典型水电库区复合生态系统管理创新研究”（批准号KJ120728）。
        [作者简介]李春艳（1980—），女，四川资中人，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重庆社会科学院财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传浩（1972—），男，重庆万州人，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11月30日，“长江经济带高峰论坛”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工商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重庆工商大学联合主办，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成渝经济区城市群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产业经济研究院、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课题组、重庆工商大学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办共同承办。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12个省份的30多名长期关注长江经济带的知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中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进行了互动式讨论。
 
        一、长江经济带提出的背景与战略意义
 
        当前，国际经济复杂多变，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建设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与会专家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强调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新常态”理解其战略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
长江经济带的提出有“五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有利于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他认为，长江经济带要形成整体的开放格局，核心还是一体化问题。一是要建立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联合公路、铁路、航空形成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格局；二是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三是加强流域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各类经济主体的合作竞争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条件，培育统一开放大市场，实施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研究员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全局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可以体现在东中西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等多个层面。一是长江经济带把东中西部贯通起来，有利于从更高层面协调东中西部的发展；二是从中国城镇化发展布局来看，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提出“三纵两横”格局，长江经济带正位于“三纵两横”骨架中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是从国家三大城市群或者三大经济圈来看，长江经济带将三大经济圈串联起来，有利于推动互动发展；四是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紧密相联，既是国内区域布局，同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在全球的布局，是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王崇举教授认为，当前国家重新提出长 江经济带战略，其背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内外市场需求发生巨大变化，“五位一体”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二是无论从缩小区域差距、合理利用国土功能空间的角度，还是从降低成本、开拓市场、激发需求的角度审视，中国生产力要素配置都需要加快从东向西、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三是长江沿岸11省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四是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发展差距明显缩小，其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辐射和产业水平及城市功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五是长江流域各省份享受的区域发展政策不断趋同，以沿江城市为极点引领改革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选择；六是三峡工程建成，长江水运持续发展，沿江物流量成倍增加，长江物流催生了各相关省份产业和区域合作，各省份有了更强的发展流域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齐建国研究员认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新常态”下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长江经济带应多措并举。他认为“新常态”的提出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经济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二是过去十多年的宏观调控中存在失误需要反思；三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阶段，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开始向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转换，单纯靠引进技术实现产业迅速升级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如何加快长江上游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他建议，一是通过改革创造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外部资本流入；二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三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四是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五是开发人力资本，提升创新能力。

        二、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分工合作机制 

        建设长江经济带首先要解决区域分工与区域合作问题。与会专家认为，各省份应进行科学的产业定位，利用产业转移，形成区域产业接力和合理的分工协作，在此基础上，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建立经济合作机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祥荣教授认为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之间的差异性影响了区域合作，只有对这种内在差异深人分析，才能理解长江经济带合作机制，并找到促进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协同发展的方法和举措。他从新经济地理机制分析长江经济带的崛起，将长江经济带看成南北方经济，并从经济基础、文化体制、市场环境、开放程度、改革动力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分析南北方发展差距存在的原因，并指出长江经济带之间也存在类似差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向书坚教授认为，应依据长江经济带内各省份现有产业条件定位各自产业功能，这是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差异明显，东部省份产业高级化，传统的工业、服务业均不是其重点发展方向，而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传统的工业与服务业依然是其主导产业发展方向，这种差异性有利于东中西部间的产业转移升级。虽然经济带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工业均成为九省二市的关键行业，工业在经济带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提出应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工业在经济带内的协调发展，二是投资在各行业间的关系，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行业收人差距的关系。
 
        湖南科技大学刘友金教授提出，利用产业转移，形成区域接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一是要防止产业承接空间适配错位。中央政府要完善产业转移的相关制度安排；沿海地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中西部地区要着力培育比较优势，增强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能力。二是防止区域接力变成污染接力。做到变“指导目录”为“禁止目录”，引入负面清单管控污染产业转移，强化“项目符合性认定”和社会监督，确保负面清单管理有效实施。三是防止顺梯度承接变成低端承接，突破点式承接、低端承接和被动承接。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郝寿义教授认为，应借鉴京津冀和泛珠三角的发展方式，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经济合作机制，确定共同利益点。成立超越行政区划、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协调机构，以制定整体性的合作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构建多层次合作体系，确保合作决策落实效率；建立高级别决策咨询机构，保障合作内容、合作制度的科学高效；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根据市场原则，协调好合作收益和成本分担补偿，保障各利益主体能够在专业化分工中获益；建立各类专项基金，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落后地区产业转移对接；相关机制制度化、合作方式规范化；完善规章制度建设，约束合作成员政府对经济合作的任意干预以及合作组织机构偏离公平原则的权力运用行为。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廖元和研究员建议促进川渝滇合作，共建“南丝绸之路”。他从国家层面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建设渝昆新国际大通道，即重庆—昆明—新加坡大通道，在重庆建设面向新加坡、东南亚和南亚的物流保税区，并开通重庆直达新加坡的公路货运班车；二是鉴于云南正在举全省之力建设水富港，建议整治重庆至四川宜宾和云南水富港的长江航道，使其能通过千吨级轮船，并着手规划宜宾到攀枝花的航道，以便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使“南丝绸之路?与长江黄金水道联结起来，同时建设“四川南充—四川广安—重庆大足—重庆永川”＋“四川泸州—贵州习水—贵州六盘水”的南北向铁路，促进成渝经济区内部经济联系以及重庆与贵州、云南的经济交往，使长江黄金水道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三是将重庆和四川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代表团成员，组织重庆和四川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贸易访谈会，并在重庆举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高层论坛和经贸洽谈会。
 
        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赵浩兴教授认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是一种跨界式发展，要打破传统区域经济思维和行业思维。他提出，东部等发达地区要将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沿海反哺内地的重要机制，鼓励企业、行业协会向内地转移或投资，并将带动内地创业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西部地区可将吸引沿海地区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本地区经济振兴的重要战略，主动与沿海地区对接，将沿海招商引资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紧密结合；国家层面要将沿海扶持内地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推进内地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通过“沿海-内地”市县对接互助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沿海扶持的内地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进行税收、财政等方面的倾斜。通过农民工的创业流动，推动长江经济带各省份间交流和协作。

        三、长江经济带繁荣发展的多元路径选择
 
        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部署，应从不同角度、多领域、全方位加速推进。与会专家结合长期调研积累，分别从城乡一体、创新驱动、现代物流、流域开发等方面提出了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议，为经济带建设提供了不同路径选择。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认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城乡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差距，特别是沿江不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家庭财产占有和收入问题。她认为，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就应让农村居民获得实际的土地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性收入，这也正是成渝两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积极意义。她提出构建以用益物权为内涵属性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以此实现农村经济和农民长期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产权基础。让土地用益物权成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完整的具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能力，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农村建立长久稳定的土地产权关系。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蒋南平教授认为，长江中下游农地产权制度乃至经营制度改革除了坚持中央提出的农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承包权，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共性之外，还应通过不同的农地经营方式，不同的产权实现形式，形成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以促进长江中下游经济带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刘志迎教授提出以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他建议各省份要紧紧抓住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大发展机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升级；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尤其是要打破条块分割及行政区域的局限，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推进长江流域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发展；以协调发展为主旨，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协调企业跨区域合作，加速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形成统一规划、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协调发展局面。
 
        上海社会科学院左学金研究员提出，通过降低交通物流成本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他分析指出，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功能，一是深化上海航运中心建设，积极研究规划未来发展空间，如设计大洋山方案与横沙岛—长江口方案，大力发展江海中转和海铁联运，降低集装箱运输的交通与环境压力；二是发展铁水（铁路—长江水道—远洋）联运，发展铁路干线网络与支线网络，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多式联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刘世庆研究员从流域发展角度，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可考虑分三个层次推进：延干流、通支流、保源流，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强省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延干流即延伸宜宾、泸州至重庆段的干流长度，川滇黔三省共同开发建设金沙江下游经济区，打通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成都经济区。通支流即实现嘉陵江全江渠化通航，岷江航道整治、乐山港和成都港等四江六港建设，逐步实现沱江、涪江复航，沱江污染治理，赤水河保护等，从而沟通成渝经济区、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保源流即加强青藏高原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等源流的生态屏障建设，坚守源流“三江”生态红线，积极实施种类生态保护工程，水电开发必须优先保证生态用水，制止一切破坏源流的项目上马。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文传浩教授认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的前提是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他建议将长江经济带更名为长江流域生态经济带，并将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他提出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每年定期召开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多方参与，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列论坛，并建永久性会址，搭建长江经济带发展理论和经济社会实践的融合平台；改变以往规划范式，由国家重要部委牵头统一协调制定长江上中下全流域生态环境合作框架和一体化的顶层制度设计，避免各省份同质竞争；构建长江上游生态经济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三峡库区建成为“三峡库区复合生态系统保护区”，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强化上游地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刚性原则；高度重视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与库区居民后续安稳致富重大问题。
 
        四、长江经济带各省份融入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实践 

        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较大，要实现区域整体发展，必须考虑到各省份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与会专家基于不同省份的省情、市情，提出了各自融入区域经济的实践探索。
 
        江西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周金堂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目前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均强调经济发展，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评价指标差异性都不明显。江西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但也不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制约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体现了江西省发展实际，目标层包含经济发展质量、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培育和体制机制建设等五个部分，每个部分下设若干指标，共有53项具体指标。
 
        重庆工商大学杨继瑞教授认为，川渝地区处于国家战略腹地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尾”，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平台，肩负着扩大内需、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促进西部大开发以及国家生态涵养的重任。他提出，川渝地区应通过建立组织协调机构、加强高层互动和定期磋商，联手举办经济活动并共同争取重大项目、两地官员交叉挂职以及企业、学界和民间的各种协同创新等方式，共同推动川渝经济发展。
 
        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孟庆红教授认为，云南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生态屏障，川、渝、黔、贵应该联合起来推动实现长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他认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带给云南新机遇，云南应依托长江经济带，强化通道功能，打造经济走廊；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有序承接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依托区位优势，发挥云南在长江经济带内陆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贵州省商务厅副厅长陈泽民教授提出贵州应实施双向产业转移战略，对外开放加速度为双向产业转移增加了惯性动能，资源禀赋以及省内111个产业园区为贵州产业引入奠定基础。他认为，贵州产业转移承接有两个重点，即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方面要构建一区两翼多组团为主的产业承接空间格局，制定推动产业转移落地的相关原则，厘清从政府引导向要素引导过渡的产业转移特征，重点利用市场承接转移产业；城镇化方面，构建一群两圈九组城镇化格局，重点建设好贵州向西走出去的通道城镇群，打造促进产业转移的一体化城市群，实施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承接战略。

        五、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的对策建议 

        与会专家认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应从国家层面切入，在体制机制上创新，扩大长江经济带流域影响范围，实现长江经济带在物流交通、产业转移、城镇建设、开放发展、生态保护、区域协作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研究员提出，国家层面应从交通、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体系、生态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一是在交通方面提高长江航运能力，使整个长江运输通江达海，关键要解决三峡大坝通行能力受到制约的问题，要围绕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一条贯通东中西的快捷高效的综合性立体交通运输体系；二是要推进产业东部向西部的梯度转移，形成产业发展基础，打造世界级的长江产业集群；三是建设新型城镇体系，长三角、长江中游、西部成渝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之外，还有很多中等城市群，像皖江城市带、长株潭城市群，还有一些城镇体系，由大城市带动中等城市、中等城镇，构成现代化的城市网络；四是要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环保的示范园，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探索。
 
        陈耀研究员强调要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建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发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以及环境保护部华东、华南、西南环境保护督査中心等机构作用，协同推进长江防洪、航运、发电、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二是落实跨省区合作，如进行先行先试改革试点，试点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建立更多的自贸区，内陆开放高地，开展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在中上游地区适当增设口岸及后续监管场所，增设铁路、内河港口一类开放口岸，逐步将沿江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为综合保税区，实现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
 
        武汉大学水研究院伍新木教授认为目前长江经济带的范围有局限，不应只局限长江干流，而应该覆盖源头、干流、支流、人工河渠等形成生态系统的大流域，建设“泛长江经济带”。其范围可覆盖东、西、中线三纵和海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四横的三纵四横的大流域，在目前11个省份基础上还包括青海、陕西、西藏、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省份。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王崇举教授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应加快政府之间沟通合作。一是长江流域各省份及沿江各大中城市政府，应认真研究如何参与长江经济带合作开发战略，并通过论坛或其他形式沟通研讨，将取得共识的主要举措和目标分别纳入当地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各省份还可共同向中央政府争取支持；二是各省份应加大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含金融、物流、中介咨询、旅游等行业）的合作，加大在深化改革各领域的经验交流和思维碰撞、创新改革领域；三是各省份应加强人才和教育交流，互相借鉴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的创新探索，共同探索农村进城居民融入城市、以城带乡和以工哺农的城乡一体化新路径，共同努力提升沿江城市现代化水平。